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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这张照片上的一个人,难道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把它撕碎吗?" 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

发帖时间:2019-09-23 18:00

   你们都不紧张,我也是这张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我就紧张了,我也是这张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所以当时我就说过非常难听的话,照片上就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什么本书都没有,照片上你照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描也能描出这么多钱来,何况你的覆盖范围比它要广得多。 为什么不行呢?如果你说是人的问题,那么现在《焦点访谈》很多主力记者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大家觉得干得还不错的两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我、白岩松都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敬一丹还在我们那里实习过,水均益和方宏进是听着广播长大的(笑),每个人都跟广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广播自己就不行呢?我觉得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是管理的原因,是经营的原因,是观念放不开的原因。 最近,我也特别高兴地发现他们在变。比如我所在的《午间半小时》,现在更名叫《午间一小时》。他们开播的时候请我回去做过一次节目,我就把做中视节目的一些做法拿到广播电台的工作室,他们觉得非常新鲜,其实那是一种做法,还是人文关怀的做法。 比如当时现场有一个记者在拍照,通过话筒就可以传出去,电视观众能看到,广播的听众就看不到,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然后我就说你们现在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我在咳嗽,足有一个摄影师在照相,然后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当时我们是讨论城市色彩的话题。 然后他就从他摄影的角度来谈,然后拿出他拍的很多照片,说复合色的灰色调拍出来多么好看,很合理地用进来了。讲完以后,我们请下一个听众来发言,摄影师就收地的照片,这个时候又出来“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说,大家不要以为崔永元主持得不好,有人退场了,现在是摄像师在收他那些宝贵的照片,然后听众就笑。还有每一个听众站起来发言,我都会说现在我形容一下,现在站起来发言的听众是胖胖的,穿以灰色调为主的复合色调的衣服,跟北京城市的色彩是一样的,你是专门为了讨论这个话题,穿这样的衣服吧? 也就是说,在演播室里,出现的每一种声音,或者听众的每一个表情,我们都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听不到,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有这个义务,要用你的眼睛替他观察到,用你的嘴告诉听众,描述给他们听。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做广播的人,不太讲科学经营。什么叫科学经营?就是谁在听你的节目?他们有什么要求你知道不知道?你做没做过这样的调查?手里有没有这样的数据?当时《午间一小时》要改版的时候,请我们回去提意见,拿一个报告,题目叫《午间一小时》策划案,包括里面有什么闪容,我们准备怎么做,零零散散讲完了。讲完以后,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份方案是怎么来的?他们说是我们想的。 你们为什么这么想?他们说,我们觉得这样听众可能会喜欢。你怎么知道?你可能连你爱人的意见都没有征求,你怎么知道听众会喜欢呢?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在间一时段其他电台在播什么内容,知道了其他的电台在播什么内容,你就会有两条路选择,第一你和他们竞争,你就要做得比他们好。第二你可以避实就虚,他们做的你就不做,看看还有什么空档可以钻,这才叫科学经营。 现在《实话实说》的收视率每周都有,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现在《实话实说》的收视率每周都有,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化。 提问E:虽然你年纪比我大,但是为什么叫你“小崔”呢?不是不懂礼貌,因为我从电视上认识你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小朋友。刚才你谈到主持人,谈到节目,也谈到人文关怀,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持人的风格决定栏目的定位,决定节目的定位,还是这个节目定位选择了具有这样风格的主持人呢?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人文关怀,因为你看《实话实说》,观众都是面对面的,人文关怀比较好体现。但是类似新闻类的严肃节目来说,播台员没有面对观众,他面对的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他如何通过电视机把这种人文关怀传达给电视机外的观众?谢谢。 崔永元: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去探讨它,花很多时间探讨也没有什么用,是自己的风格影响了节目,还是节目的风格影响了自己,探讨半天也还是挣那么多钱(笑),没有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倒很有意思,不是谈话节目,不是和观众直接交流的节目,有没有人文关怀在里面。我觉得当然有。比如刚才我说记者的采访,你再来一遍,再说一遍就行了,你说这叫人文关怀吗?还是播音员,比如现在我看很多台的新闻播音员都在节目结束以后,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再见。然后灯暗下来,播音员在那里做一些动作,有的是把耳机摘下来,有的是整理整理稿子,有的假装拿笔在上面写什么(笑)。 她拒绝吃鱼,个人,难道看到鱼眼,个人,难道她就想那些眼白过多的孩子。 我去采访时是1987年,关健老师还坚持在干。她向我展示了她的教学成果,还是那群孩子,手拿铃鼓、沙锤、角铁,和着者师的琴声,一边演奏一边齐唱。 红太阳,从天山,高高地爬上, 风吹绿草,草儿把头点…… 确实很齐。 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声。 我还旁听了一堂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出了道题,2+3=?孩子们小手举得像树林一样,一个胖乎乎的孩子争得了机会,他跑到黑板前,抄起粉笔,写个6。 老师说,对吗? 同学说,不对。 老师说,那好,谁能帮他指出错误? 孩子们回答: 老师,他的6写歪了。 老师,他的6就是写歪了。 老师,你写的等号也歪了。 孩子们每回答一个问题,都要向我这边望望,清澈的眼光里流露出期待,他们希望得到肯定。一节课艰难地下来了,强烈地感觉这个老师比我的老师说的话要多得多。 我问这位老师,难吗? 她说,难,也想过不干。最难的时候,我生病了,任进医院。孩子们去看我,一见面,抱着我哭成一团。临走时,每人用纸包裹着他们的礼品,塞到我的枕头底下。拿出来看时,我又哭了,苹果咬过一口的,糖也在嘴里含过。可知道,这些IQ小于70的孩子,从自己的嘴里省下了最爱吃的零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智力和心灵的飞跃。 老师自豪地说,我们辛苦一下,让孩子们受到教育,他们从这里毕业后,将达到小学四年级的智力,掌握简单的劳动技能。他们可以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头一次见到王铮和周婷婷是在电视上,《生活空间》为他们拍了一集片子,名叫《联合舰队》。真是奇妙的组合,王铮是周婷婷的耳朵,周婷婷是王铮的眼睛,联合舰队就这样劈波斩浪地前行。 我们操作《实话实说》有个习惯,在正式录制之前,主持人不和谈话嘉宾见面,这样是为了现场的谈话有新鲜感。可那天周婷婷和王铮想见我,我去了。 周婷婷见到我说,坏了,崔叔叔嘴巴不动。 周婷婷耳朵听不到,她刻苦练就了一个本领,读唇。看你的口形知道你说的内容。我说话的时候口形变化不大。 我说这好办,我动作大点就是了,我试着说了两句,嘴形夸张地上下翻动,她们俩都笑了起来。 谈了一会儿,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从二楼走到一楼,策划宣明栋贴着我耳朵说,别扶。王铮不喜欢别人扶,这姑娘眼里看到的都是些色块,是些虚虚忽忽的影子,就这样,她照样敢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闯来闯去。 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残疾人渴望尊重,而尊重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漠视他们的残疾。这就是为什么司德林不喜欢别人抢着他去放宫的原因。 如果有一天,我们和残疾人在街上相遇,擦肩而过,对他们肢体的残障视而不见,这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健全人之间不就这样吗?。

  

提问A:把它撕碎我想问一下,把它撕碎你的这种机智和幽默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崔永元:有一点吧,天生有一点。但不是父母培养的,是父母压抑的结果(笑)。因为我母亲是家属委员会的委员,父亲是部队的政委,这两人全都严肃。我给你举—个例子严肃到什么程度。1974年的时候,我们家住的是平房,平房就可以养小动物,当时我养了6只猫,我父亲有一个习惯,晚上要让6只猫排着队在沙发上睡觉。所以我经常看见他拿着鸡毛掸子到处找描,找着让猫回去,6只猫很委屈地归队排在沙发上睡,到后半夜,他们也是四散而去。但是只要我父亲在场,他们一定要排成一队,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守规矩的人。 所以当时我们家里没育什么玩笑的气氛,有的时候人家问我,你看你老在节目里开玩笑,你父母怎么看这个事,我说我不知道,我到今天都没有勇气跟他们一起坐在家里看我的节目,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我回到家里,基本上也不开玩笑,看到他们很紧张,条件反射,像猫一样(笑)。所以大家觉得我爱开玩笑可能就是另一个极端吧,在家里的气氛太严肃了,出去以后就想放松一下自己。而且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一开始是五好学生,后来改成三好学生,上了大学以后,第一个感觉没有管了,撒开了,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我小时候头发都寸头,一上大学就到这儿(手指肩膀)了,当一个人内心觉得自由起来的时候,头发也是长得飞快(笑)。 提问B;我想知道当初如果你做的不是谈话节目,而是音乐节目,或者娱乐节目,你会不会在里面充分发挥人文关怀的精神? 崔永无:我觉得我会,而且我不觉得文艺节目里面有人文关怀精神有什么不好,我甚至觉得,现在我们做晚会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就是对观众的不尊重。比如大家都知道,做晚会的时候,提前要录一些掌声,有人会说现在大家听我的口号“鼓掌”,再使劲一点,再使劲一点。这种方法我不知道国外用不用,我觉得它可能有点中国特色。 第一,可以不用,因为大家看到好东西自然而然会鼓掌,这个毫无疑问。第二,可笑的事情他就会笑,现在会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也参加过春节晚会,我觉得非常滑稽,可笑的地方大家鼓掌,这是为什么?可笑的地方就要笑。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件事,就会觉得那是不正常的事。 你看我们每年春节晚会,掌声一年比一年热烈、但是观众骂得一年比一年厉害。所以掌声不是一个节目成功与否的标志,我们不用那么在意掌声,所以我觉得就是文艺节目、少儿节目、新闻节目、动物节目,都应接有人文关怀精神在里面,包括我们的采访,我看过一些新闻记者去采访,对采访对象说,你就把你刚才说的特别激动的那段再来一遍(笑),对,就是这么去采访的。 我觉得即便你非要这样做不可,或者你非要大家鼓掌不可,你说句谢谢总应该吧,你说请大家这样总应该吧。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简单的要求,我们的一些电视人都做不到。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尝试,在座的答位可能做过各种各样的节目,你们可以试一试,人文关怀是不是很重要。 提问C:我想问一下,《实话实说》是因为你而出名,还是你因《实话实说》而出名?很多人都觉得《实话实说》是因为你而出名的? 崔永元:这个节目其他主持人也主持过,有胡健、甘琦、娄鸣、方宏进,加上我一共有5个人都主持过,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新的主持人来主持这个节目。我觉得不在于谁主持,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主持。我们怎么和有文化底蕴的学者合作,让自己的节目有文化内涵,有生命力,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制作好节目的方式。有了这种方式,这个节目就会有生命力,不管谁来主持,都会有他的特色。可能不是崔永元主持,大家在节目里看不到那么多调侃,看不到那么多玩笑。但是我倒觉得,这未必是《实话实说》的唯一方式。 所以我想,作为崔永元本人,他只是《实话实说》节目中一个符号,因为这个节目是由很多符号组成的,少了这一个符号,《实话实说》这个地球还会转,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了不起。 提问D:你以前是做广播的,你广播做了那么多年,你自以为还很好。结果你离开广播到电视也大红大紫,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广播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崔永无:我就说说我熟悉的广播。我干的广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如果广告费用能够判断一个广播电台经营的好坏,那我应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营得非常差,因为它还不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天津的徐建华认为,我也是这张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要想抓住儿子的心,我也是这张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先 要抓住儿子的胃。北京的徐慧玲说,自己嘴上有 吃痞,最适合做这期节目。沈阳的李福迅则说, 下乡当知青时吃过瘟猪肉。北晾的陆晓熏说,者 公做的“小雏鸡”,居然是实验用的小白鼠。河南的茹炳林要推荐洛阳水席,原因是周总理夸 奖过。湖南李申玲的故事似曾相识,1962年,家 里做面条,全家眼巴巴等着,面条出锅时,老师 恰巧来家访,—口气吃了6大碗。全家人尊敬老 师,更心疼面条。阿城说:“所谓思乡,我观察 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闹始闹情绪。”这个理论,我实践过一回。好友 石向东约我去了韩国,在那儿,每天有朋友请我 们吃烤肉。10天后,我终于没了食欲。小石泣我 去了昂贵的中华料理,说是调理一下肠胃。哪知 韩国的中华料理竟然和韩国料理毫无区别。一 会儿,餐馆的老板走进来,一张嘴,并不会讲呻 国话,再一打听,虽是华裔,却从没到过中国。可 见,他的中华料理只在理论意义上成立。回到北 京,住处附近的建筑工地正巧开饭。民工门围着 饭菜你争我抢,一股酱香飘入我的鼻中,两目研 始扑颖颖地落泪。于是明白,树高干丈,很还是在萝卜白菜附近来评论部后忙于工作,闲暇时间极少,所以总是庆幸自己既结了婚,又有了孩子,如果等到现在,哪有这番功夫。 后来观察思考了一下,发现这并非只是时间问题,爱情在评论部,果然有诸多麻烦。先说时间吧,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外出采访,回来编片,难得有请姑娘们划船的时间,闲情逸致总是被工作搅掉。再说空间,虽然每天都接触采访对象,但把采访对象变成恋爱对象却很难,似乎也违背了这个行业不成文的行规。那就回部里找吧,也不易,本部男女由于夜生活频繁,脸色以菜色为主,于男人少了几分神气,子女士则更甚,因为菜色多了,姿色自然少。本人留为部联欢会创作三句半,其中就有段女编辑“过上两年您再看——大嫂”居然引起强烈共鸣,可见是实话实说。 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由于评论部隶属中央 电视台,青年男女们往往不自觉地生出一些自 豪感,谈恋爱时,自以为身价高了两倍,这又非 除了一些纯民间的俊男舰女成为评论家属的司 能。 还有更可怕的,电视台终日这晚会,那珍欢,美女加云,节目主持人中亦不乏国家级美脸,常和她们照面,岂能不眼前一亮。而照看这个模子去找家属,纯粹是刻舟求剑。 常常见到评论部年轻的同仁无事时在办公室无聊,饿了吃几块饼干,困了倒沙发上便睡,蓬头垢面,无精打采,心中总是充满同情我常想,这场景,让他们的父母看到,会如十想。 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挺难,得上下一是 重视才行。玲听领导教诲,总鼓励人努力工作可他们怎么都结婚了。当然,靠人不如靠自己 大主意还得自己拿,自己想办法。 所以,我劝我年轻的同仁去看看《泰坦克》,那当中有成功的榜样和经验。那男主角 伙子算什么,一个穷光蛋而已,可他既不泪丧 也不自卑,赌博赢了张船票,上了船照样敢追 等舱的女人,即使知道她是别人的未婚妻(当然这点不一定学)。可爱的就是他的敢爱,该手时就出手,这正是男人的魅力。 晚上回来,照片上姥姥让母亲买一只公鸡。她悄声对母亲说,照片上下午,小鬼附上老四的体了。 1989年7月,84岁的姥姥走了,舅舅说,老人家头天晚上吃过饭就躺下了,一睡就没醒。一辈子睡不着的老人家临走之前也算睡个好觉。舅舅说,好在没受罪。 老人在的时候大家没觉得有多幸福,老人走了,才知道有个慈祥的老人日子会多完整。蓝天上有一缕白云、没有白云,天不会显得那么蓝;鲜花旁有一束绿叶,没有绿叶,花也没有那么艳。 母亲说,她的失眠是从姥姥那儿遗传的。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躺在床上睡意彷徨的时候,总能从门上的窗里看到母亲屋中明亮的灯光。灯管有些老化,发出夸张的嗡嗡的声音。 母亲在灯下看书、看报、看杂志,这让母亲成了有文化的人,知识的补充是用失眠的代价换来的。失眠者看报纸是一道风景,母亲常常可能随口说出报上铜钱般大小的广告的内容,可以向你推荐藏在报纸中缝的民间偏方。 等到母亲屋中的灯灭了,我的世界也随即陷入黑暗。但是,这往往不是甜蜜梦乡的开始,而是结束了一个困,开始一个更困。我进入电视台,开始痴迷于科学的时候,从心理学上明确了一个原理,叫心理暗示。简单讲,就是都说你有病,你就真觉得有病了。 如果母亲知道这个道理,完全可以把家族的不睡之风轻描淡写,恰恰是她在我面前的一次次重复,让我成了真的失眠者;这便是暗示的威力。 所以,我对我4岁女儿的不睡采用了科学的对策。凌晨1时。我发现她握着床栏伫立着眺望,她说,爸爸,我可喜欢吃酸奶呢。我从不惊讶,用最平和的语气说,是吗,睡觉吧,明天去吃。 我在黑暗中监控着她,先是躺下,然后嘴里无限向往地吮吸一下,接下来轻轻地睡着了。 这多好,不用舒乐安定,美乐托宁,褪黑素,脑白金,咔哇,什么都不用。 我的失眠很大程度上是让自己惯的。我不厌其烦地告诉所有人我就是失眠者,大家千百次地重复让我坚信自己睡不着,躺下就能睡着就不是我了。所以,我的老朋友一见我,问候语总是,最近睡得怎么样? 失眠的人是挂相的,面上多有愁苦,眉头多半不能舒展,脱发,情绪大起大落。失眠的人心眼小,不太好接近。失眠的人有时表现出观重人格,当着人春风扑面,独自时形影相吊。 失眠的人属于社会上那种渴望关怀的弱势群体,共同特征是爱往高处找比。比如爱说好多伟人就睡不着觉。 失眠的人不知为什么爱撒同—种谎,即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想什么或者说心里没想什么事。 其实,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一脑子事。干脆说,就是因为有一脑子事才睡不踏实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事不算大,因为睡不着,把事想得大了。 每周三早晨开例会,起晚就会迟到。每周二晚上惦记着这件事就会难以入睡。到了白天,一想,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不开例会又能怎么样?这样想着,心清豁然开朗,但并不耽误下月二晚上还睡不着觉。

  

王韧授着说,个人,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抽着烟,个人,难道散着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我们沉默不语,难道这沉默就没有意义吗?其实,沉默里也有丰富的信息。沉默是金。可是你们的谈话现场为什么没有金呢,所有的空隙都被语言、掌声、笑声填满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好的谈话就像漫步聊天,话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却不会偏离主题。一会儿,你是谈话的组织者,一会儿,他是谈话的发起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轻松所以避免了言不由衷。 漫步聊天不只追求有意思,更要有意味。有了意味才会有意思。 这成为我们节目对品味和格调的要求。从那以后,观众在电视上看见我提着话筒在观众席间不停地走动,不断地发问,这样的镜头以前都会被剪掉,因为被认为无用。现在细心的观洲门发现,就这么走着谈话空间就出来就像王韧研究的那样,有用的和无用的是会转化的。 有一天有人请吃饭,一下来就点了道凉菜,凉拌萝卜皮。萝卜皮通常是视为无用的。看见萝卜皮,我想起了王韧。 录像那天,星星河的3个成员和母亲一起来了。 3个女生,都是齐眉短发,都上小学二年级。 进了演播现场,他们高兴地欢蹦乱跳,在他们眼里,演播现场和在家里没有什么区别。这猛然提醒了我,如果观众进了演播室都这样放松,那么谈话一定会自然。 这时,陈骞和邝阳走了过来。陈骞说,记住,大站停,小站不停;老邝说,再重复一下,这个团伙叫猩猩活。 观众基本到齐,我忙回身招呼3位小嘉宾:“快过来,咱们准备录像了。” 3个人倏地凑了过来。 我再一次默记他们和他们团队的名字:猩猩……去,星星河,辛雨奇、周鹤、陈若欣,女,均是小学二年级。 陈苦欣,有特点,小胖子。 这时,陈若欣发问了:“今天谁是主持人啊?” “我呀。”我捋了一下头发。 陈若欣忽然说:“叔叔,你长得这么难看,还当主持人啊?” 那一刻,只觉得斯文扫地,手足无措。 我在弟兄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老大精神,老二利索”。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着合适的词,“这是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 母亲总是把话接过来说:“其实我们老三穿上好衣服挺精神的。” 第一个女朋友离我而去时说:“我听不了那些冷言冷语。” 1993年,我的同学时间力邀我出山主持《东方之子》,被我婉言谢绝,当时告诉他出镜头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怕形象不行。 后来,形象一般的白岩松担当了重任。 时间在接受一家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小崔一开始没太在意这件事,后来,他推荐白岩松。白岩松一举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飞冲天,心理开始失衡。他艳羡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后来我们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时间)也是揣测。 我家一个女邻居头发弯弯曲曲,把它撕碎总说自己是上海人,把它撕碎那时候说是上海人就像现在说是火星人。 不知道上海在哪儿,并不妨碍我对她不屑。母亲却认真地说:她说是就该是的。果然,那女邻居失踪了一段,再出现便说是从上海回来了。母亲去串门,拿回来一个小塑料袋。告诉我里面装了10片对虾片。 母亲坐在床边发愣,一定是在想做馅还是单吃。最后她决定让身单力薄的我独自享用,于是小心翼翼地取出虾片放在热水里煮。过一会去看,虾片消逝得无影无踪。 家里男女老少加上猫都被母亲怀疑一遍。 春节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物资突然间丰富。家家户户囤积起来,单等除夕一到,大开杀戒。 除了购货本上的每人半斤花生,二两瓜子,部队居然还搞到了栗子。可能与驻扎地有关吧,历史上良乡的板栗就是贡品。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崔健这句歌词用在母亲身上很合适。母亲接精炒栗子的字面意思在门口的锅台上炮制,开始没声响,有声时一下就炸飞了锅盖。全家只好躲回屋里,隔窗观望。直到后半夜动静小了,才打着手电,一个一个找回来,好在有院墙,基本上是颗粒归仓。 春节买鱼买肉是个艰巨任务。带鱼要宽,猪肉要肥,不认识售货员门儿都没有。我二哥肩负重任去了菜市场。后院的赵姨、王姨在菜市场工作,排队的人多,火气大,弄得亲人不敢相认。赵姨挑上几条6指宽的鱼称给二哥,被一人看出破绽,问赵姨,为什么他的鱼那么宽,赵姨头也不抬:“赶上了。”那人一气,鱼不买了,转身跟二哥来到了肉秤台,眼睁睁看着一块大肥肉放在秤盘里,这次他不问王姨,问二哥:“你是不是认识她?”这回轮到二哥表演了,翻着白眼说:“谁认识丫的!” 晚上王姨下班直接来到我家,见到我妈劈头盖脸一顿指责,什么狗屁儿子,说不认识,还丫的。 这时,肥肉已经变成了油和油渣。母亲陪着笑脸给王姨说着宽心话,盛了一碗油渣让王姨带回家。王姨不要,说我还缺这个,就是说这事讨厌。 于是,俩人又笑骂一顿二哥,王姨这才起身回家。 有了油,另一种食品应运而生:油饼。 面是糖和的,一张张作出来,趁热吃。这天晚上母亲发现儿女们个个饭量惊人。炸完油饼再炸排叉,一种先旋转再油炸的面食,春节期间走亲戚,吃饭不规律,排叉随时可以充饥。 等我玩到下午回家时,伏窗一看,几十只麻雀冲进家里,在偷吃排叉。我飞也似地跑去告诉母亲,母亲二话没说,跑回家,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 几十只麻雀被生擒后分批吃掉。 除了麻雀,还有知了、青蛙、蚂蚱,逮着谁吃谁。

  

我去大学讲座,我也是这张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这样遮掩这件事,我也是这张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我觉得自己形象一般,就推出了一个比我还丑的,把白岩松推出去了。每说到此,都是笑声一片,掌声一片。 那次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女生说,你知道白老师怎么说?他说台里先推一个丑的,看看反应不大,就把最丑的推出去了。 平心而论,按传统的选择标准,新闻评论部符合规范的主持人只有敬一丹一人,其他的都不合格。 在我推诿犹豫的时候,时间和乔艳琳带我去找徐晶,公认的电视造型第一高手。 徐晶第一句话是,怎么又找一个这样的,你们看中的人都怪怪的。看来,小白也让他伤了不少脑筋。说归说,等到化牧的时候,徐老师非常耐心。半个时辰后,我从乔艳琳的惊异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我一照镜子,只一个字,帅。前半生的自卑一扫而光。 时间叼着烟,不紧不慢地说,他以前嘴角可是有些歪的,歪得有意思。再说,坏笑呢,坏笑怎么也不见了。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你个大白胖子四方脸,不在街上走,不知白眼贵。 徐老师听出了时间的意见,递结我一块肥皂,让我洗尽铅华,她要推倒重来。 1996年3月16日早晨,我在电视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一时间,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这封信来自北京。 后来,兰州、西安、银川、苏州等地观众相继用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倒是北方的观众,没太为我的电视形象纠缠。也许东北人漂亮的多,随便一个赶车的都是浓眉大眼,漂亮也就不值几个钱了。 两年以后,我们做春节特别节目《吃的学问》,请来一位胖胖的厨师,录完节目后他拉着我说,你一定记得节目刚开播时北京有家人写信骂你。 我说,记得。 他说,那一封信是我们全家讨论完我执笔写的。 说完,他笑了。 我的策划同事最爱和我说的一句话是,换个角度思想。 假如我是电视观众,节目内容且不说,主持人个个相貌平平,我该是个什么心情?距离产生美,如果大家长得拉不开距离,何美之有? 我喜欢屏幕上的杜宪、李修平、海霞、王小丫,她们的美,让观众觉得,买台大彩电值得。 换个角度一想,我想通了,我对小胖子陈着欣说,快坐好,叔叔马上开始主持了。忽然,我又冒出—个念头;把刚才的一幕告诉现场观众,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监尬。 平静了一下心情,回过头初大家说,陈若欣小朋友说了,你这么难看,还能当主持人……现场的一百多人宽厚地笑了,他们用掌声帮我找回自信。 感谢陈若欣,她的一句话让我刚刚开始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声炸雷,又重返人间。站在地上,踏踏实实的感觉真美。 5年来,我一直站在地上和大家实话实说。想想,天塌下来有什么可怕,有漂亮的撑着呢!

一个月以后再见日岩松,照片上我想沾点光、照片上我说白岩松,是我把你推荐进来的,你还记得吗?白岩松说金子总是会闪光的(笑),看着白岩松大红大紫,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伯乐,相中了这么一匹野马。有时候觉得看着这个小子的傲劲,当时还不如我自己去呢。但是这个栏目就一个主持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到1995年底,时间忽然灵机一动,又要办一个新节目,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你手里还有没有像白岩松这样的人?我说没有了,就剩下我了。当年我就去电视台报到,开始做节目,我说这次做什么?他说这次做的节目叫“脱口秀”,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找来了很多录像带让我看,看的是美国的“温芙瑞”脱口秀,还有台湾赵少康的脱口秀。“温芙瑞”看不懂,因为它是英语的,我学的是俄语。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场很有意思,很热闹,每一句话都会有人在笑,现场的观众很放松,坐得姿势也是七扭八歪,这在我们中国电视上是看不到的。赵少霞更精彩,他有辩论的味道,他总是不阴不阳地开一些玩笑,看上去也是很新鲜。当时我们看的是《妙论大卖场》的《飙车一族》。在台湾一些孩子爱开摩托车,开得飞快,还把消声器弄掉,马达轰鸣地在街上乱闯。他们晚上还会到酒吧去喝酒,喝醉了酒摔酒瓶子,这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赵少康就把这些人请到演播室,和他们的家长、老师、同学一起聊天。 一个头发染得红红的孩子说,我看台湾“立法院”开会的时候,“立法委员”还仍鞋呢,还摔麦克风呢,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呢?赵少康说他们是“立法委员”,所以他们可以。你要是“立法委员”,摔酒瓶子,就没有人说你了,底下观众就笑、我觉得他的玩笑开得很有意思,一直开到最顶层,很精彩。最后,赵少康就说,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请到场的各位。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 大家看早期的《实话实说》,每次节目结束都有一个用一句话总结内心的感受,就是从这儿照搬过来的。看完以后,我和时间探讨,我说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他们现场说的这些话,是彩排过的,还是有台本的,还是即兴的?他说他也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就找人问,当时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明白人。我们看了看上下文的联系,包括现场大家的反映,可以看出确实是一个即兴节目,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要作,个即兴的节目。 从一开始时间就说,我们就照着这个即兴的色彩来做吧,我说我要做什么准备,他说你不用做什么准备,你平时说得不错,你上去说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录样片,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后来这个节目播出了,录样片之前头一天晚上,我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大概有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一直在背(笑)。 第二天准备开始了,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各个工程都就位了。那个时候我们导播就过来说,我就喜欢你这个状态,你这人一点也不紧张,然后我说你看我的睑不紧张,你再看看我的腿,一直在哆咳(笑)。我当时就想,我现在上去说一段,如果要是成,就接着说,如果不行,当时就回家,打包回家,再也不干这个。然后我就冲上去了,时间马上喊停。我说一句话没有说,就停。 地说这样上来不好,没气氛,你应该一上来就跟大家挥手,说大家好,然后全场观众鼓掌,谁离你近,你就跟谁握手。我说行,再来一遍。灯光大亮,我就跑了进来,说“你们好”,观众很给面子,都鼓掌,我就跟最近的握手,握完手往台上走,听身后有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大笑)。上去以后,很紧张,看着大家,结结巴巴就开始讲。 我说有一年美国大旱,有一个人家有很多孩子,没有吃的东西了,他的父亲笃信上帝,给上帝写了一封信。他说上帝啊,我们家没吃没喝,你能不能救助我一下,给我100美元。然后就把信寄出去了。在邮局公检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是给上帝的信,没有地方投啊,他们就拆开看了,大家互相传阅,被父亲的一片真诚感动。您看他这么信上帝,我们应该帮助他,大家就开始凑钱,凑了80多块钱,就这么多钱了,给他寄过去了。 过了一个礼拜,这个父亲又寄来一封信,他说上帝,你真是我的上帝,我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你看我说需要钱,你就把钱给我寄来了。全是上帝,我提醒你一一下,以后你再寄钱的时候,千万别让邮局那帮孙子知道,他们扣了20美元(笑)。有时候,个人,难道你盯着小人书上的王侯相和风姿绰约的古代美女,个人,难道不禁感叹画家们的想象力是如何了得。见到王弘力老先生,我径直提出这个问题。 王者笑了,他说,是有个仓库的。 1955年他在辽宁义县泰国寺前看见两个老者 下棋,他悄悄回了下来,也就是说,两个形象入了 库。不久,他在同—县城小饭铺中看到的一个小贩 成了他笔下《十五贯》的尤葫芦。而《十五贯》中另 一位人物况钟则是王老认识的一位学校老师,给 长上了胡子。 现在,我已经进入他的“仓库”,前途未卜。 当然,成为大师,仅仅育个仓库还是不够的。还 要有勤奋还要有刻苦,还要有忍辱负重,还要能宠 辱不惊。这一切,王老全有。外语,老人家就会6门, 全是自学的。 现在,你就是外行,也可以感受至小人书的厚 重。 现在,你随我进入小人书世弄吧,咱们边走边 说。 你可以收藏,也可以卖养藏,当然,你只想当贩 子就另当别论。然后,你要结识—批“连友”,认识 他们,你就会重新认识小人书,我来介绍几位吧。 张成德,公开身份是《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菩, 实际上是小人书贩子的死敌。他爱小人书,恨有些 人把小人书当赚钱手段,恨他们囤积居奇、哄抬书 价。我和他逛过几个小人书市场,几个贩子见他牙 恨咬得咯咯作响。 他正在于两件事,一是收集小人书画家们的国 画作品,以此来证明,小人书画家都是大画家,都 有真功夫。二是采访这些画家,写写他们传奇的经 历,出一本书。这两件事占了他太多的时间,说出 来你可能信,南采北去地采访画家,都是他自己 掏钱。他已经采访了四十多名画家。 如果你刚入道.教你一个辨认的招数,说起小 人书眉飞色舞的就是“连反”,说起小人书价钱眉 飞色舞的就是贩子。 上海有个张奇明,经营房地产开发和小人书出 版。张奇明也是从小就爱人书的,辛辛苦苦攒 了几百册,家里着了一了把火,全烧光了。重新开始 攒,又烧光了。“文革”时,他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 张奇明身边的小伙伴一哄而散。受不得冷落的他 发了毒誓,谁和他玩送谁一本小人书,哪里知道小 人书可以冲破阶级的壁垒,居然有60个孩子愿意 重新与他为伍。这下惨了,张奇明凑不齐那么多 书,小朋友们又盯得紧,逼得他到天目山藏了两 天。90年代,张奇明在深圳发了财,苦思冥想闲钱 的去处,没说的,又攒起了小人书。 小人书不像佛像,买回家供着,没什么损耗。_ 本小人书过上几个人的手,翻上几遍,就折过卷角 得不成样子。所以,去找几十年前出版的小人书, 大多都青春不在,面目可惜。有的印数少,还难寻 踪迹。 张奇明成立了大可堂文化公司,专门和出版社 联手再版小人书精品。据说,重新创作也列入了议 事日程。 在上海,我一头扎进张奇明的书房,翻看他的 小入书藏品.一日就翻到了后半夜,几个老爷们对 视一笑,说,这不比打半宿麻将强。第二天见面没 别的,还谈小人书。

雨,把它撕碎连绵不断,把它撕碎牵动着人们不安的心绪。我们准备放弃录制。人第一,节目第二,这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原则。 下午4点,手机中传出海啸有些颤抖的声音,陆先生醒了。他喝了点果汁,点上一支烟,看上去精神很好。 陆幼青径直走到绿草坪上,这时,那一个小时的阳光如约而至。雨水把绿草和我们的思路冲刷得清晰透亮。 我们只用了50分钟的时间,留下10分钟,在蓝天绿树下请陆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赏音乐,草地上的对话愉快地结束了。 回到北戴河。 时间当机立断,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阳,不拍日出,拍日落。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当“东方晨曲”在夕阳中奏响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我意识到电视人的享受有时更贴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爱。与其说是电视的优势,不如说是电视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班师回朝,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头顶,跟着我们的车窗前行,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找他的时候,他淘气地躲起来;事过之后,他欢快地跑出来说,我在这呢。我眯着眼,头倚在靠背上,筋疲力尽的6天,不堪回首。 时间忽然凑上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时间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这应该是所有电视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质量节目充斥屏幕啊。 下岗工人肯定会说,用这钱,多弄几个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一句话就说到了痛处,拍劣质电视剧等于腐败。 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了时间、小乔和关秀的心思,为什么拉这些文化人进电视圈,为什么文化人进入电视圈一脸的茫然。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大部头咱啃得不多,小薄册子也读过千八百本,大学问家不是,小知识分子还是勉强称职的。应该说,我们是各走一径,社会学者知晓囚徒困境,理解费边精神,但问起推拉摇移和反打,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异不大,充其量是个优势互补。 5年后,我才真正知晓,教文化人推拉摇移容易,教电视人理解和实施费边精神,难啊。 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 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当知识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时候,机体的潜能被调动。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心胸开阔,做人做事便有了格调。我们有时靠近真正的知识分子,喝茶、吸烟,尽管还是几件俗事,你却能举手投足间感受到几分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你不必太为知识分子担心,他们的形式感往往是精神情境的固定,态势很长久。小时候我读黄继光堵枪眼泪流满面,可母亲半点不动心,她知道我一出门照样还会去堵别人家烟囱。精神的不确定导致行为的巨大反差。所以,大凡知识分子总是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负荷过重才不会招摇过市。林语堂先生要求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 其实这四件事做好一样都不枉知识分子一回。张奇明约来了归琪,我也是这张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也是上海小人书一族中的强人。归琪有绝活,我也是这张我就不能问问为什么要一眼可以发现一堆书里的精品,有时连书的主人都没发现。归琪挣钱不多,付钱时却很公道,好东西就出好价钱,这让他在“连友”中口碑甚佳。晚上,归琪席地而睡,因为小人书睡在床上。我把这事讲给局外人听;听者头晃得像拨浪鼓:“唉,说起来都是些大人,怎么不着四六的。” 单说戴敦邦先生吧。“连友”们听说戴敦邦的大名,都会精神一振。虽说戴先生竭尽谦虚之能事,公开宣称自己无学历,自号民间艺人,可他画的《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等连环画,在“连友”们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他画的古人尤其好,身形中有股灵气这不是天分,是真功夫。这是多年临摹历代大师作品的结果。为了临摹,他钻泥洞、上吊架、爬栈道。他像一个“可爱的信徒”。你一定会喜欢戴先生的画,愿意称为他为大师,好,我来告诉你,他只在师范学校里上过两年的学生美术课。我一次次端详自己书稿时,总觉得不够味,里面没有画儿。于是鼓足勇气,厚着脸皮向连环画大家们求画。戴先生居然给我画了两张。后来,一位朋友到戴先生家拍摄,回家后告诉我,戴先生的书房里有座大钟,每小时报时一次,戴先生说,要提醒自己,年事已高,抓紧时间做事。他的书房中有块留言板,小磁铁压着一张张白纸条,提醒自己这周干什么。朋友眼尖,一眼看到一张白条上写着:给小崔画画,两张。这让我有说不出的惭愧。朋友说,留言板上还有张红纸条。红纸条上写着:建好连环画博物馆。戴先生说,这是他十生的梦想,所以写在红纸上了。我们,看小人书长大的一群人,是不是也该结自己写一些纸条,或许,我们也该给自己写一张红纸条。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阿城《江湖》这次交流是在海边的—家电视台。近两年,经上级批准,我忙里偷闲去了3所大学和4家电视台,任务都是一个,和大家面对面交流。这次出书,把它收起来,一是觉得即兴、口语。想到说到,也算是一种表述方式。二是为前边章节没有写到的拾遗缺。第三说出来不大好意思,即然是业务交流,这篇文章希望能算是我的业务论文,为今后的评职称添个砝码。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海滨城市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我刚才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看见后面贴着4个大字“学术交流”,我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一个长期的设置,是临时贴上去的。太隆重了,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哪儿进行过学术交流,学术这个事很庄重。按照我的习惯,先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报,叫《中国广播报》。我去的时候叫《广播之友》,当时发行星有25万,我在那儿干了一年,把这个报纸干得剩3万份了。离开报纸,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节目部,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午间半小时》。我自认为在那儿干得非常精彩,我觉得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吧。

这些年,照片上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照片上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舟舟常出去走动。公交车司机、个人,难道售票员、个人,难道附近商场的营业员都认识舟舟。舟舟不缺吃不缺喝。吃完喝完,舟舟模仿模特走一圈猫步,逗大家一笑。舟舟喜欢音乐团排练和演出,喜欢拿一根筷子模仿乐团指挥。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刁岩发现了,他想,或许音乐可以开启舟舟的智力。刁岩开始有意培养他,很长一段时间,舟舟不回家,住在刁岩那里。舟舟终于登台演出了,穿着燕尾服,扎着领带,神气活现他指挥专业团队演出《拉德斯基进行曲》。动作潇洒、刚劲、富有节奏,一曲完毕,场内掌声雷动。一位到乐团访问的德国指挥家看到了这一幕,老人很激动,他把自己的指挥棒送给了舟舟。人们陶醉在神话中,此时的胡厚培却显得异常冷静和清醒、他说,舟舟会什么指挥,那是艺术家们配合他,哄地玩。一语道破天机。这个爱心故事被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全程拍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打动了无数的观众。2000年的春节,策划海啸、虎迪决定请舟舟全家和乐团进入《实话实说》演播室,重新讲述和演绎这个动人故事。舟舟来了,噘着嘴,因为刁岩叔叔送他的呼机在旅途中丢了。舟舟一个劲地说,烦死了。虎迪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接近舟舟的好机会吗?听了虎迪的话,我们买了一个彩色的寻呼机,买了舟舟最爱吃的鸡腿和可乐送上门去。果然,寻呼机一下响,舟舟就抱着我说,你真是好人,我喜欢你。这一幕在节目录制结束时再次出现,舟舟抱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舟舟不掺假,把我们也衬托得很纯净。实际上人们人之间交往就这么简单,都直来直去,能免去很多麻烦。舟舟的爱和僧是摆在桌面上的,不用你花心思主揣度。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弯弯绕还要留一手,一来二去,大家绞尽脑汁,头上生出不必要的条发。春节期间,屏幕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晚会。这样一个非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还惹恼了一位天津的大爷。他在信上说,大过节的,播这个干啥,这不是一少部分人吗?大爷,您听听辜鸿铭先生的说法。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或许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理应属于弱势群体,与这群人惺惺借惺惺。在我看来,许多方面,他们其实更健全,更强壮。人生变化无常。孱弱,通常是暂时的孱弱,健壮,大体上也是一时的健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一事去自卑和高傲。在我们离开世界之时,有人喜欢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而我们没离开的时候则都是一种状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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